谈到中国近些年在糖尿病领域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不得不提到大庆糖尿病预防研究，这个由阜外医院内分泌心血管病中心李光伟教授和他的恩师——潘孝仁教授领衔的伟大研究，改变的几乎是全世界糖尿病学者对糖尿病预防的观点。
左三胡英华院长、左四 Peter Bennett 教授、左五潘孝仁教授、右一李光伟教授
和李光伟教授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了，而这位年逾 70 的糖尿病学者，无论是在去年的 CDS 大会现场，还是在今年美国 ADA 会场都是神采奕奕。70 多岁的他现在仍在出门诊，当提到大庆研究，眼前这位老者眼里泛起的光芒仿佛是 20 多岁的少年收到了梦寐以求的人生大礼一般，他说：
多年来，国外的糖尿病专家竟叫我「大庆人」
大庆研究起始于 1986 年寒冬，第一次正式发布是 1997 年的 Diabetes Care，今年距离它的第一次发表已过了 20 年的光景，而它和它的研究者们却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
李光伟教授向丁香智汇介绍大庆研究
1986 年，当时还是一名普通内分泌医生的李光伟教授跟随时任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的潘孝仁教授风尘仆仆地来到大庆，和美国国立卫生院的 Peter Bennett 教授以及大庆油田总医院的胡英华院长一道，开启了一项延续 30 余年的举世无双的世界级糖尿病研究：大庆糖尿病预防研究。
正是这个中国人主导的研究得出了「积极的生活方式干预能够有效地在高危人群预防糖尿病」的结论，它在全世界上第一次回答了「糖尿病能否被预防」的难题。
大庆研究在全世界激起了连续 10 年的糖尿病预防热潮，催生了芬兰、美国、印度、日本等国家的类似的研究课题，更为 WHO 全球糖尿病防治策略的制定提供了坚实证据。它的研究结果被美国等先进国家的权威指南年年引用。
从困境中闯出的世界领先
李光伟教授至今仍能清楚地回忆起自己的老主任潘孝仁教授从美国回国后所说的那一番话语：「我不做血脂代谢研究，做基础研究我们做不过外国人，国外的经验领先我们很多年。我们要做一件外国人做不了的事情。」
当时有什么事情是外国人做不了的呢？
那就是糖尿病的预防。「糖尿病是否能够预防？」这个问题全世界没有人能够回答，而中国人要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的中国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糖尿病在国人的耳中还是一个与陌生的词，那时全国的患病率尚不足 1%。
但在当时的大庆，一座建设在油田上的新兴城市，人们的生活水平却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大庆研究的创始者们敏锐地察觉到，随着饮食水平的不断提升，肥胖等健康问题必定随之出现，糖尿病的发病率必定不断攀升。这里就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缩影，大庆的研究结果必定适用于全国甚至全世界经济迅速起飞的发展中国家。
由于当时我们国家还很穷，资金困难始终伴随着大庆研究。国家拨付的研究经费仅有 5 万元人民币，加上大庆油田总指挥部资助的 27 万元，这就是大庆研究的全部初始经费。在初期研究结果得到国际承认后，WHO 和美国国家疾病控制中心（ CDC）对于大庆研究可能的后续研究抱有浓厚的兴趣，并主动积极地给予了经费资助，但对于长达 30 年的研究进程来说，这点钱仍是杯水车薪。
很少人能够了解，这项世界水平的研究竟是在东拼西凑的拮据条件下完成的，为了节省经费，李光伟教授和他的老师及同事当初竟在火车上打地铺，住破旧招待所的 4 人间。每餐都在医院食堂以白菜土豆高粱米饭解决，只有在周末才有机会到胡英华院长家里打个牙祭改善一下。
正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在潘孝仁教授带领研究团队圆满完成了大庆研究第一阶段的具体工作。最终，577 名患者被纳入研究，并被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其中，干预组又被细分为饮食干预组、运动干预组和饮食加运动干预组，至此，研究终于正式拉开了序幕。
第一阶段：高危人群的预防
大庆研究第一阶段的主要目的是高危人群糖尿病的预防。
来自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大庆油田总医院的研究者要在 6 年的时间里，不断督促这些高危人群进行规律的运动和严格、合理地控制饮食，阻止他们进展为糖尿病。
由于当时人们的健康意识差、受教育程度低，研究者们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进行糖尿病基础知识的普及和饮食运动干预措施的教育。有时候，为了获得一项调查数据，需要往返患者家中数次。对于某些对糖尿病一无所知的患者，说服他们抽血验血糖也颇费功夫耐心解释。
6 年的辛劳终于迎来了花开的时刻。中国首次进行的糖尿病预防研究获得了全世界包括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视。在大庆研究开始进行的 8 年后，芬兰人也完成了一项研究，即 DPS 研究。10 年后，美国人完成了 DPP 研究。其中中国、美国、芬兰、印度和日本完成的这 5 个大型的研究一致证明：生活方式干预能够在各个国家、各个种族有效地预防糖尿病，可以减少约 40%～60% 的新发糖尿病例。
「糖尿病能够被预防」这个结论即被世界所公认。
第二阶段：延续 30 年的干预效应
六年干预结束，1997 年潘孝仁教授因癌症英年早逝。但是研究并未终止，李光伟教授带领着团队又开启了 20 年和 30 年的后续研究。
研究者们把目光投向新的更加艰难的目标，即：糖尿病的干预能一辈子有效吗，预防了糖尿病能降低后续长期的糖尿病并发症和死亡吗？当然，美国和芬兰也对此感兴趣，分别进行了后续长期随访，时间分别是 7 年和 10 年，而大庆研究却回访了 30 年。
20 年的随访研究中，李光伟教授团队不仅仅着眼于糖尿病发病率，更重视生活方式的干预，能否减少糖尿病的严重并发症，如失明和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能否随之下降。随后，根据 20～30 年的随访结果，研究团队证明：
1、6 年干预影响 14 年：6 年的生活方式干预，有长达 14 年的后效应。在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的第 20 年，干预组比非干预组的糖尿病发病率少了 47%。
2、微血管获益：生活方式干预使威胁视力及至失明的视网膜病变减少了高达 47%，这在全世界也是首次。
3、更为令人惊喜的是到研究的第 23 年得出结论，心血管获益：生活方式干预使心血管死亡减少了 40%，全因死亡率减少了 30%。这是中国研究者在全世界第一次证明「生活方式干预可以减少死亡」。
以至于英国剑桥大学一位专家评价大庆研究的这一研究结果时说：
「这是一次真正的突破」
第三阶段：心血管事件发生率
第三阶段研究有两个目的：
1、用 30 年的资料证实生活方式干预在 20 年能减低死亡的结果并非偶然，
2、更为重要的是，研究方向转为了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因为研究者们清楚地知道比起死亡，更为折磨人的是心脑血管事件的致残。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根据随访结果发现，干预后 30 年心血管死亡率的确维持了 20 年的结论，而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也已经得到了预期的阳性结果。这无疑将是中国人对世界糖尿病研究的又一重大贡献。
至此，中国人的大庆研究，从 30 年前一直坚持到现在，对于糖尿病的预防，在全世界第一次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回答了一系列的疑问。
1、从「糖尿病能不能预防」；
2、到「能不能长期预防」；
3、再到「糖尿病的微血管病变、大血管病变，甚至死亡率能不能减少」。
从潘孝仁教授到李光伟教授再到李光伟教授的学生们经历的可能是我国科研史上史无前例的长跑，大庆研究完美地回答了这些疑问，并深刻地诠释了糖尿病预防干预研究的艰辛历程。
硕果累累的大庆研究、丰碑永存的大庆精神
「30 年磨一剑」，大庆糖尿病研究者经三代人 30 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为全世界讲述了一个关于糖尿病预防的完美的故事。
这其中的困难、委屈，以及在汗水和有时是泪水中的坚持可谓一言难尽。但比起大庆研究对于全人类健康的贡献，这一切付出都已升华为国人的自豪。
李光伟教授对大庆研究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中国人做了一件世界前所未有的事，在糖尿病的预防方面中国人是当之无愧的「领头羊」。
大庆研究已经成为世界糖尿病预防研究的里程碑被国际所公认。中国大庆研究的影响跨出了国界也跨出了糖尿病学界。纵览欧洲、美国、加拿大、国际糖尿病联盟 （IDF）的指南，甚至心血管、癌症、营养等领域的指南，都在引用了大庆研究的成果。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李光伟教授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的电脑屏幕，大庆研究精神的 PPT 页面下总结了四句话：
胸怀世界目标高远；
勤奋上进求真务实；
不计名利吃苦耐劳；
团结协作坚韧不拔。
对话
Q：您认为未来大庆研究的重点方向是什么？
李光伟教授：下一步的重点方向是，让大庆研究「走出殿堂」，走进百姓的生活。从科学的角度，大庆研究已经证明了糖尿病可被预防，且效果良好。下一步要推广这一研究成果，将其应用到社区、家庭中去，让整个社会的糖尿病发病率降低，才是真正的目的。
Q：以您的经验来看，现在的医生应当如何平衡临床与科研？
李光伟教授：我不主张全体医生都要搞科研，但绝不能认为医生都可以不做科研。科研尤其是临床科研，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应只为发表论文和晋升；临床医学中仍有太多的问题等待我们去研究。作为医生，应更多的去做临床科研，而非值专注基础研究。基础科研很重要，但是离开临床实践，基础研究也很难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Q：对比现在国内的学术环境，如今什么力量支持您继续进行这个研究？
李光伟教授：对于我一个 70 多岁的人来讲，文章的发表与否对个人其实已无太大意义。真正让我继续坚持研究下去的，是对这项研究难以割舍的那份情谊，只是觉得有些问题还没搞清楚，也许在花点儿力气就能搞清楚。就像有句台词说的「花开花落，我心不变」。我觉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还可以继续为这项研究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有点儿担心，一旦我不做，可能就没有人做了，这样就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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